第三节  创制藏文

文字对于人们间的交往，文化的传播和保存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，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象征。藏文距今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，根据敦煌吐蕃历史文献、《贤者喜宴》、《汉藏史集》、《王统世系明鉴》、《红史》、《新红史》、《西藏王臣记》等书记载，松赞干布时期创制了藏文。^①

史载松赞干布看到别国的文字，而苦于没有自己的文字，于是便决心创制本民族的文字。派通弥阿鲁之子通弥桑布扎等人，携带黄金等物前往印度学习文字。在此之前，松赞干布曾两次派人到天竺学习，有的因路途艰辛而返回，有的死于途中，有的因不堪忍受天竺高温气候，均未获得成功。通弥桑布扎聪慧过人，他到达天竺后，拜见了当时报负盛名的学者李敬，向他学习语言文字，还向天竺班智达拉日巴僧格学习声明学，最后通弥历经路途的艰险，满载知识而归。回到吐蕃后，通弥根据梵文五十字母创制藏文，从梵文十六元音字母中，去用四元音字母，再从梵文的三十四个辅音字母中，去五个反体字，和五个重叠字，又新造六个字母，最终成为四个元音字母及三十个辅音字母组成的藏文。通弥仿照梵文兰扎字体而创造出藏文的有头字——楷体，又仿照梵文“哇都”字体而创造出藏文的无头字——草书体；通弥还写出藏文文法著作，称“八部文法”，流传下来的只有一两部。^②裾说松赞干布给通弥以优厚的奖赏，引起其他大臣的不满，通弥作了一首诗，自豪地言道：

    在这边野狭陋的蕃境，

    我是最初有成就的智人，

    我是消除黑暗的明灯，

    荣获君王如日月般的顶敬。

    百官臣僚中，舍我其谁!

    对雪域蕃地的众生，

    我通弥的恩惠非轻。^③

    从此吐蕃有了自己的文字，在松赞干布的提倡下通行于吐蕃各地，开始用藏文译写其他民族的文化书籍和宗教典籍，用藏文发布政令，记述国中大事。藏文的创制给人与人之间的思想交流、传达政令等方面带来了众多便利。通弥桑布扎的功绩，在吐蕃史和藏族文化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。通弥桑布扎因此获得了后人的无比尊敬，大昭寺等处供有他的塑像。五世达赖喇嘛曾赞颂道：

三十字母如珠曼联缀而制成，

似海潮般发出庄严文字的语声，

它是那大宝璎珞价值连城，

如同满腹金宝的火神，何须觅奇珍。^④

①关于藏文的创制年代和藏文的渊源，至今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史书上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记载：《贤者喜宴》、《汉藏史集》、《王统世系明鉴》、《红史》、《新红史》、《西藏王臣记》、《弟吴佛教源流》等佛教史家所作书中认为松赞干布时期通弥创制了藏文，伏藏性质的《松赞干布遗训集》、《译师班智达遗教》亦载阿努之子桑布扎据梵文创造藏文。而苯教史家所著的《嘉言宝库》等载，松赞干布之前已有了文字，并说文字首先是由桑波本赤及辛饶二大师所造，文字的演变过程是神文经达室苯教徒转变为“崩文”(或译“聚集文”)，又经象雄译师转变为“大小玛文”，而大小玛文又被象雄和吐蕃译师转变为“大玛行书体”及“小玛楷体”，认为藏文本源于象雄文。当代学者南喀诺布等人亦主张此说，参见《论藏族古代史上的几个问题》，载《中国藏学》1988年第2期。

另一种说法，认为吐蕃的文字是仿古于阗文，国外赫恩烈(A．F．RudotfHoeinte)曾据新疆出土的古于阗文卷子，认为通弥是到克什米尔学取文字，在那里遇到婆罗门李敬，此人把于阗文的字母教给了通弥。罗常培先生在《梵文鄂音五母之藏汉对音研究》(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，第三本，第二部分，1931年12月印)，认为赫恩烈的观点是可信的。王忠在《新唐书吐蕃传笺证》中认为“李敬之李即李域之李，李域指和阗，藏文与古和阗文最为接近”。近世著名学者根敦琼佩认为藏文源于古印度笈多文，见所著《藏文的由来与演变》，载《西北民族研究》1989年第1期。

②日本藏学家山口瑞凤1976年所作《{三十颂)和{性人法)成书年代考——兼论通弥桑布扎在世年代》，认为通弥桑布扎的两部书皆为后世之作，从而得出结论认为通弥非松赞干布时期之人。

③五世达赖著，郭和卿译：《西藏王臣记》，民族出版社，1983年，第22页。另这首诗在《贤者喜宴》、《王统世系明鉴》内都有记载。

④五世达赖著，郭和卿译：《西藏王臣记》，民族出版社，1983年，第23页。